以下文章摘自林柏儀（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行委員、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）
一位過去認識的記者朋友，透過FaceBook和我聯繫上，展開了個關於「博士生未來就業問題」的訪談。他問說：台灣少子化問題嚴重，根據教育部的評估，（民國）110年前，台灣將有60多所大學面臨倒閉，一千多位現任大學大學教師面臨失業。讀博士的人，未來幾乎都是要從事學術研究，絕大多數的人會進大學任教。但依目前狀況，台灣年輕人，不管是在國內或國外取得博士學位，他們要進大學任教，變得非常困難。你現在讀博士班，未來10年內勢必也要面臨就業的問題，不知你對目前台灣年輕博士很難進大學任教是否有什麼看法？ 這位記者朋友問的問題，應該的確是不少博士生時常焦慮的惱人問題，而且可能是全世界性的。不論到台灣PTT的PhD版（博士生討論版），或者是英國的「PhD Forum」（http://www.findaphd.com/students/forum.asp）稍微瀏覽一下就會發現，這是個日趨白熱化的話題：會不會成為流浪博士？怎麼辦？流浪博士，為什麼？怎麼辦？這則新聞在以「當臨時工……早知就不讀博士了」的標題報導後，引起了社會熱烈的關注。雖然有些可惜地，許多討論停留在「這是一種不可逆的趨勢、無法改變地將導致有人要失業」的敘述。但實際上，失業率增高的背後，都是各種就業政策被懸置不用，理所當然把人推向勞力市場自由競爭造成的惡果。值得我們認真來想想：為什麼？以及怎麼辦？的確，在個人的層次，可以觀察到目前博士生的確為了求職考量，有著比過去更不合理的競爭壓力，得要拚論文點數、拚人際關係……。這幾乎已經成了新一波的學術危機──以市場邏輯為趨力，而不是以知識為趨力。但很顯然的，這些舉動頂多是部分個人在費盡心力後能夠「自保」，但改變不了整體問題。雖然個體上，自己努力把書念好，配合著競爭邏輯好好表現，似乎問題就會比較小。但大環境的競爭壓力，往往將改變了整個學習空間的文化。我們可以看到，集體性的就業不穩定，正侵蝕著多數博士生的心靈，成為日日焦慮的來源，再怎麼優秀的人也很難不受影響，個人是很難置身事外的。問題要能解決，或者說，不合理的競爭壓力要能舒緩，還是得回到整體結構層次的改革。面對惡性競爭的結構原因什麼是這樣劇烈競爭壓力的結構原因？一方面，我認為競爭壓力源自於「資源不均」。台灣的高等教育長期有著「公私立學校雙元系統」的結構──多數的國家資源集中在少數的公立學校上，而多數的私立學校透過收取學費辦學。如果以「每位學生每年接受到政府的補助經費」來看，公立大學學生，竟然是私立大學學生的10倍之譜！大約是20萬比2萬！而有7成的學生是私校生。這還是「平均數」，近年來在「追求世界百大」、「拔尖」的政策考量，有著更加「階層化」的趨勢。菁英國立大學比起邊緣私校，不但在財務上或在地位上，都有著後者難以競爭的不平等優勢。對於年輕學術工作者而言，又能怎麼不焦慮著如何擠進前者，獲得受尊重的資源和教學環境？或者退一步說，至少擠進這些學校比較不怕倒閉？儘管這樣的高教「階層化結構」，對台灣社會需求、教育工作者，或對新世代的學生，都未必有好處，同時也是台灣升學主義學校教育的根節原因之一，卻實實在在地存在台灣社會了數十年，這是根本得面對的問題之一。另一方面，台灣歷史性的教育資源問題尚未解決，如今又要面臨新一波教育工作者就業不穩定的窘境，當然造就了更劇烈的競爭壓力。雖然表面上，是因為「少子化」造成了新世代教育工作者的就業危機，但具體來看，問體並非那麼簡單。「少子化」造成「學齡學生的減少」，但不代表就必然地必須以「裁減教師」做為解決之道，政府其實可以有許多其他的政策選擇：不論是改善師生比、增加研究人力、強化社會教育等，維持教師的需求量。只不過，我們的政府都選擇無視這些政策工具，以「少子化惡果」此種「把問題自然化、去政治化」的論述，迴避了所有的責任。要注意，目前國家任大學「自生自滅」，新生代教育工作者惡性競爭的作法，就是一種「經過選擇後」的決定。而既然「有選擇」，就必然有著介入要求改善的政治空間！再換個「勞力供給面」的角度來看，究竟為什麼博士生會不斷擴張，甚至超出了就業市場需求的程度，導致今日的惡性競爭？國家這10年來以「人力升級」為名，盲目擴張碩博士教育的作法，當然是原因之一。但更根本地來看，問題還是源自學生「為了勞動競爭而非升學不可」的處境：台灣社會殘破、不安全的勞動體制，導致如果要取得一份稍有尊嚴的工作，努力競爭獲得一份好文憑，幾乎是勞力市場上的基本要求，當然全民要拚考碩博士。除非我們能打造一個更加平等、對基層勞動者尊重的社會，否則又怎麼能期待這樣的競爭壓力會解消呢？這「文憑主義」可是有政治經濟基礎的。政府非不能，是不為！回歸到「流浪博士」的問題，究竟怎麼辦？在各種個人化的解決方法之外，我們應該要求台灣政府認真思考：如何投入資源擴張台灣的基礎研究機構，妥善地運用這些博士人力，同時正好能厚植我國長期不足的知識實力。以社會科學為例，台灣幾乎沒有容許社會科學博士人力任職的研究機構，長期下來也導致公共政策的品質匱乏，此時是個可以改變的契機。另一方面，應當回頭檢討過去十多年來的研究所碩博士班擴張政策，在碩博士生容量上予以限縮。但要小心，不要以就業率為考量，排擠了非應用性的基礎科系。當然，這方面的限縮也不該與裁減教師有任何關係，應該達到「改善師生比」的結果。並且，最根本是要積極改善台灣社會普遍的勞動環境，有了平等、尊嚴的工作，才能解消這樣的惡性競爭壓力。可惜的是，目前政府似乎根本無心處理這問題，甚至反而有意剝削、壓低研究人力薪資。舉例來說，今年馬政府搞了一個讓政府碩博士研究人力「起薪打8折」的「研究人才延攬方案」，碩士畢業研究助理月薪僅2.8萬元，博士畢業的博士後研究員，才4.4萬元，比過去國科會正常標準都少了7千到1萬1千元，而且全部都是1到2年期的「臨時工」，已經嚴重衝擊研究工作的薪資水準與勞動條件。和「大專企業實習方案」一般，政府花了大錢，短期增加了就業率，卻長期讓問題更嚴重。更別提根本看不到任何意圖改善不合理的競爭壓力、維護學術界不受市場邏輯控制的努力。講到底，問題不只在「流浪博士」身上，而是越來越普遍的「流浪人民」處境，政府根本就作勢不管,甚至還為虎作倀，並且在社會的漠視與支持下持續進行。我們應該反身地自問：我們的社會認同政府有義務調節、改善人民的失業問題嗎？我們真切地認為求學不應淪為個人競爭的工具，而該在社會治理之下合乎知識和人民發展的妥適邏輯嗎？又，儘管我們對這樣的進步方向有著共識，我們有著實踐的勇氣和團結行動嗎？這一串問題，將有待在就業關卡「流浪」的人們，一齊來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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